编者按：我等移民本是飘零人。看到同胞成为边缘人中的边缘人，衣食无着，洗澡都是大事，更是同情。刊登本报记者采访的文章，希望更多的读者伸出援助的手，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一下自己的同胞，例如提示一下哪里有工作、哪里有公共浴室可以洗澡、哪里有慈善机构可以领到面包等。
我们也希望流浪的同胞要争取自救，不要自暴自弃，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境。
身背双肩包，胡子拉碴眼神疲倦，在公园的水池边洗脸刷牙……清晨的米兰街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华人流浪者，他们大多数来自工厂或餐馆，年龄在35岁上下，因为没有居留，经济危机之下被老板辞退了。他们白天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晚上则聚集在火车站、建筑工地、公园或高架桥下露宿，过着没有未来的困苦生活。
笔者在米兰华人街附近的超市门口遇见了一位流浪者，老郭。老郭是沈阳人，40来岁，来意大利三年多了。原来在PRATO一家皮包工厂做杂工，因为工厂被查，没有居留的他立即被老板回工了。老郭无处可去就睡在PRATO火车站内的车厢里，火车开动后被无意间带到了米兰。老郭的流浪生活从PRATO又移到了米兰，因为语言不通和找工的不易，无论如何游荡，他始终不敢远离华人区，好心的华人餐馆时不时地给老郭施舍一些吃的。笔者见到老郭时，老郭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眯着眼睛注视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是这个忙碌世界的旁观者。带着同情，笔者和老郭聊了起来。
笔者：“你已经流浪多久了？”0
老郭：“大概有四个月了。之前工资都寄回国了，被回工时身上本来就没多少钱，加上这四个月来找工作、打电话，花掉了我所有的钱，不得不流浪。”
笔者：“你为什么不再去找个工作？哪怕是收入低点的工作，或者给自己想过什么其它的出路？”
老郭：“商会都找过了，他们说有工作会第一个安排我们，可是现在意大利警察查的那么严，老板们都不敢要我们。我们都没什么一技之长，原来的工作也是杂工，现在太多人没工作，杂工都有人抢着做，我们没居留的老板考虑都不敢考虑。再说我们年纪都大了，老板也喜欢年纪轻的。我打电话的时候还说，我不要求多少钱，只要肯给口饭吃，给个地儿住，工钱老板看着给就行，可是还是找不到工。家里也想过寄钱出来，可是我们都没居留，寄出来也收不到。”说着说着老郭的眼睛红了，“出来就是为了赚钱，哪还有脸叫家里给我寄钱哪？”
笔者：“有往家里打过电话吗？”
老郭：“之前还有打，为了找工作，电话费都打完了，两月没往家里打了。”
笔者 用自己的电话拨通了老郭妻子的电话，老郭没好意思多聊，和家人报了平安，一字没提自己现在的状况。“我现在就想回国，我都三年多没看见我闺女了，我很想她。”老郭的声音有些颤抖。
笔者：“吃饭、洗澡的问题你能解决吗？长时间不洗澡人会生病的。”
老郭：“教堂有供，不过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教堂给发了张卡，只能吃上一个月，我的卡到期了，不能再上教堂吃了。有时候到附近的华人餐馆要点饭，老板们都肯给，可我也不能每顿都上那要啊！有时候老外的面包店也会给点快过期的面包。那头有个澡堂（老郭手指了个方向），两块能洗两次，十五天有效，我十四天洗一次。”
笔者：“你想回国的话，有没有求助过警察局？”
老郭：“找过啊，我又不会意大利语，之前一去就给打出境卡，我都被打了好几张了，再之后警察就不理我了。”老郭的语气中带着愤怒，“太多的流浪者都和我一样，有的人都已经放弃了，反正找不着工，该找的（某些机构）也都找了，还是没有半点办法，干脆就有一天没一天的过着好了。”
在我们聊天的一个多小时里，因为酒精的作用，慢慢地，老郭有些语无伦次了。老郭在流浪的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太大的压力和失落。笔者离开之前，给老郭买了些面包和水，老郭十分感谢，他喃喃地恳求道：“要能给我找份工作，什么都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直到笔者走远了，老郭还在大声地道谢。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欧洲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意大利的头上，再加上意大利政府目前奉行的排挤和打压移民的移民政策，越来越多象“老郭”这样的华人流浪者被迫游走在生存的边缘。一部分致力于华社与意大利主流社会沟通的华人组织也关注到了华人失业者四处流浪的社会现象，他们也试图想办法帮助这些流浪者，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华人组织能做的并不多。中国有句俗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笔者希望所有的华人流浪者都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我们都一样远离家园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居留的束缚，然而，越是面对压力和困境，越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要相信风雨过后定会出现彩虹。笔者也呼吁所有旅意侨胞能和我们一起力所能及地为这些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华人流浪者做点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